{6}在凯洛案判决之后，有些州提高了征收补偿额，规定征收特定的财产、特定的主体征收财产或者为了特定的目的征收财产时，支付的补偿额应当超过公平的市场价值。

我国目前对公益诉讼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借鉴德法的经验，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要建立对公益组织的认证或许可制度，以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实践证明，案例制度对于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因为此时他与被告并不处在一种具体存在着的相互关系之中，也没有什么即将作出的行政行为，而仅仅是处于对未来利益的防御性考虑。在德国，当我们问及凯勒法官：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与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之间的关系如何？ 凯勒法官告诉我们：首先是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但是这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当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手段已经用尽，而事实依然不清的时候，依据证明责任来分配举证。通过考察，除了加深对德、法两国行政审判制度的了解之外，还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这一点可从《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6款防止出现严重不利或基于其他紧急需要， 高等行政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作出暂时命令，第80条第8款在紧急情况下，可由主审法官单独作出决定，第123条第1款……尤其在一持续的法律关系中， 采取规范措施对避免重大不利或紧迫暴力为必要的……等规定中得到印证。第97条规定：法官享有独立的地位，只服从法律。

1790年制宪会议制定并至今有效的《司法组织法典》第2章第13条规定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不同，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关活动，也不能因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机关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论。二是由于案件涉及面很广，所形成的民众诉讼。[8]因为，他只把所谓尊重宪法文本含义的宪法解释称之为解释主义，而对不按照该标准作出的解释排斥于解释主义之外，往往使人误解为凡是按照道德、自然法、价值与利益衡量、理性、传统或中立原则等标准进行的宪法解释就不属于解释。

对伊利的这种划分，也遭到了德沃金的批评，他认为解释主义或非解释主义的这些标签具有极大的误导性。而运用失当，则同样会极大地扯制社会文明的步履，甚至会成为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直接因素。超文本主义者或非解释主义者则相信法官能够运用司法审查的基础不仅可以是成文宪法的文本及其含意，而且还可以是高级法——无论是自然法，或是民族理念，或民族法律习惯，或法官所相信的基本权利。宪法自身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是原则与规则、目的与价值的整体性表达。

按照德沃金的考察，道德解读方法在主流宪法实践与主流宪法理论中是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主流宪法实践倚重于道德解读方法，而主流宪法理论却反对道德解读方法。显然，宪法文本在解释时由解释者赋予的含义应当归结为非原意主义。

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 现代 司法权的崛起，原意主义方法才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非原意主义方法。然而，一旦当把解释政治性道德的宪法权利交给了法官，就正如有人所担心的那样，这样就会使法官拥有了一种绝对权力，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把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强加于公众。为什么会这样呢？德沃金 分析 说，这主要是因为道德解读名声不佳所致，道德解读方法似乎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使法律沦为仅为道德服务的工具，并削弱了人民自己至高无上的道德判断力，道德解读把这种道德判断力从人民的手中夺去，然后交给了职业精英法官，而严格说来，只有人民才有权利与责任为他们自己确定政治性道德，从而使道德解读自始就背上了反多数民主的黑锅。[1]所以，在美国宪法解释领域，各种解释方法流派并存且观点迥异。

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本文则试图就美国宪法解释流派之种种方法作一辨思。  二、原意主义（Originalism）与非原意主义 (nonoriginalism) 保罗·布莱斯特（Paul Brest）在他发表在1980年波士顿大学法律评论上的《对原初理解的误解性探求》（ The Misconceived Quest of Original Understanding）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对宪法解释方法范畴：原意主义或原旨主义（Originalism）与非原意主义或非原旨主义(nonoriginalism)。[16]宪法的含义也必然随着历史的 发展 而由后人赋予它以发展了的时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性障碍，以寻求更合理、更公正和更善的意义。

[34]例如，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将一个道德原则写入了宪法之中，该条规定：政府审查或控制公民个人的言论或出版自由是不正当的。黑格尔有言：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

非原意主义审判方式虽然给予文本和原初历史以假定意义，但却不把它们看作具有权威性或受制于它。所谓解释主义意指法官在判决宪法案件时应当把他们自己限制于成文宪法所规定的或者明确指示的效力规范之中。

积极主义与 法律 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前者对原初意图持一种相对的态度，至少是在宪法文本的框架内解释宪法，扩展宪法的意义。所以德沃金指出这种对法官所作的二分是难以琢磨的。[36]由这种道德语言所构成的宪法原则体系的内涵是极其广泛的，它既要求平等又要求自由，它们在现代宪政文化中是关于个人权利诉求的两个最主要的源泉。[35]所以，按照德沃金所提出的道德解读方法，对这些条款的理解就必须从它们最本质的道德属性出发，因为这些条款涉及抽象道德原则并以此作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纳入宪法之中的。因此，丹尼尔·A·费拉伯尔（Daniel A. Farber）与苏赞纳·舍瑞（ Suzanna Sherry）就把这种试图以有限材料却欲为整个宪法结构寻求基础的解释方法归结为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每一个基础主义者都只把全部宪法基础立基于单一的支柱之上。  五、德沃金宪法解释方法：道德解读 德沃金的法学理论严格说来是一种宪法 哲学 与道德哲学，其理论学术贡献集中于他的六部著作之中，或曰德沃金之六法全书，即《认真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 1977）、《原则问题》（A matter of Principle 1985）、《法律帝国》（Law's Empire 1986）、《把握生死：关于堕胎、安乐死和个人自由的争论》（Life's Dominion : An Argument about Abortion and Euthanasia ,and Individual Freedom 1993）、《自由的法：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Freedom's law: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1996）和《至上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年）。

最高法院在1973年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案中宣布德克萨斯州的堕胎法——它规定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否则，堕胎就是犯罪行为——违宪，从而赋予了怀孕妇女在孕期的12周之前有自由堕胎的权利。尤其是在 法律 学说界，原初理解的 哲学 通常被视为是完全过时、或许还是反动的，并肯定是退出了主流，这是最可怕的控告。

事实上，在对宪法 问题 的解释上，无论是服从立法者的解释，还是服从其他主体的解释，莫如服从法官的解释，与其把对宪法的道德解读权力交给其他主体，倒不如交给法官更公正。反之，另外一些看似是保守主义的法官，却漠视宪法先例而成为自由主义者。

然而，权利是道德的权利，原则是道德的原则，既抽象又模糊，其丰富的内涵需要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进行法律解释。[22] Christopher Wolfe, Judicial activism: Bulwark of Freedom or Precarious Security? 1997, by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 at 2. [23] Christopher Wolfe, Judicial activism: Bulwark of Freedom or Precarious Security? 1997, by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 at 74. [24] 1969年，一个高级学校的退学者，名字叫麦克韦耶（Norma McCovey），她离了婚，并有一个5岁女儿，她试图在得克萨斯州寻求堕胎而没有成功。

而法律现实主义而是只把文本作为解释的众多的法律渊源之一种，其观点是认为法官本质上行使立法权，在某种程度上说，解释与其是对立法者意志的实施，倒不如说是不可避免地行使司法意志。而最高法院通过扩展宪法权利所带来的影响和好处，比较其缺点，要大得多。而法官在对宪法道德原则进行解释时，是无法逃脱价值审判的 历史 命运的，因为法官自身就是价值的受体和载体，他在解释宪法抽象性和道德性条款中，不论他宣称如何中立，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不受道德价值影响的，因为人们往往无法理解道德解读究竟是怎样深深扎根于宪法实践中，其中的原因在于：道德是制约法律基础与法官信念的基石，一方面法律的出台是对道德的一种表达，一方面法官信念也离不开道德。在成文宪法中对保护家庭个人的隐私权（如婚姻的决定权、堕胎权）并未明确规定，而在今天却成了宪法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干预就是违宪，这在原初含义的文本主义者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

[41]无论是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法官还是保守主义的法官，其实都是对宪法条文所蕴涵的基本道德价值的不同理解出发的，政治上保守的法官 自然 会用保守的道德观点来解读抽象的宪法道德原则，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官则自然会用自由主义的道德价值来解读宪法的道德原则。[28]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t 357. [29] Id. at 359. [30]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2000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t 1. [31]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页。

德沃金指出：我们可以用历史主义者指称那些叫做解释主义者的人，而一个历史主义者的宪法审判风格就是把合理的宪法解释限制于表达起草者（framers）的历史意图这一原则之内。由于道德解读是将 政治 性道德带入了宪法性 法律 的核心，而这种政治性道德内在地蕴涵着不确定性和歧义性，因为，只要是道德，不管是什么样的道德，都是有分歧的，因为不同的阶层、利益集团或政治派别皆有其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价值的衡量标准，立法者、法律的实施者、律师和公民都会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理解而作出不同的解释，那么对任何把这样的道德原则纳入其法律之构成部分的政府体制而言，都必须决定谁对道德原则的解释和理解更具权威性。

[14]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t 360. [15] [德]黑格尔：《法 哲学 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仅从六法全书之命题看，德沃金所关注和探研的问题——权利、原则、法律解释、生与死、自由以及平等——都是概念极其抽象、内涵极其丰富、问题极其深刻、影响极其深远的宪法道德哲学命题，这些德沃金式的概念范畴构成了整个社会宪政之基本框架结构。

严格意图主义是把解释的任务仅仅限于对立宪者的意图以及宪法通过时的人民的意图。每一个时代的人皆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原则、目的、价值之矛盾中，人的生活注定是一种混合的产物，有时甚至是无逻辑的，各种道德与社会价值往往对立存在，这就需要判断与价值衡量。连被视为是原意主义最杰出的捍卫人物的罗博特·博克都无可奈何地承认：曾经占宪法统治地位的观点——法官按照那些起草文件的人的意图原则适用宪法——现在在该领域的理论家中非常不受欢迎。而实际上，无论法官的解释是否把自己限制于宪法文本，都是对宪法含义和意图的解释。

[21] 对司法积极主义的定义，按照美国马奎特大学（Marquette）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沃尔费（Christopher Wolfe）的观点认为：司法积极主义的基本信条就是法官应当审理案件而不是回避它，因此广泛使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展平等与个人自由的内涵，以增进正义，保障人的尊严。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

按照伊利对解释主义的理解，解释主义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尊重宪法原意的解释，或者说大致属于原始意图与原初文本含义的原意主义。所以，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这一术语的被抛弃，意味着这一划分标准的破产。

第二，宪法的道德解读 方法 的最终主体是最高法官的法官。目前 ，奥康纳已退休，由阿利托（Samuel Alito）在2005年10月由布什提名、2006年1月31日通过任命接任。

(责任编辑：刘家宏)